“不能只擅长做题，不擅长做自己”，一个“问题少女”的德国实验

• 2026-10-20

在成为德国小镇文理中学的德语老师之前，李茜是杜塞尔多夫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 更早之前，她是中国教育体系下的一名“问题学生”。 李茜小学时被孤立，高中被劝退，打过零工，成人高考才考进中国政法大学，成为涉外商务律师，还在美国读了法律硕士。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“逆袭”的故事，但她说：“（逆袭）这个词代价特别大。” 李茜生活照 为了更好地兼顾家庭，她辞去了律师工作，决定转型。也是在这一阶段，她忽然发现，自己似乎正穿着安徒生童话里“红舞鞋”，怎么也停不下来了。德国朋友每次聚会，聊的大多是旅游，轮到她，她说：“我刚考了数据保护顾问，又考了媒体素养教练，还有计算机安全……” “其实人生已经不需要我考试了，我还在考试，不停地考试。” 中文、英文、德文，三种语言在她的日常生活中被交替使用。持续的大脑活动令她的记性变差，她开始写日记，以确保自己记住每周发生了什么。 有一天，她在北德乡村的家门口，看到农场主的儿子开着拖拉机经过，放着摇滚音乐，轰隆轰隆地在原野上驰骋。她想：“我也可以做点这样的事。”于是她决定再考个拖拉机驾照，还跟家人说：“这是最后一个考试。” 结果，一封来自本地文理中学的邮件，让她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副本：“难民学生已经两周没有德语老师了，您愿意考虑来学校工作吗？” 学校门前的三匹青铜小马/受访者供图 李茜没有在德国受过教育，彼时也尚未接受过系统的教师培训，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点燃了她。她想，“学校肯定是火烧眉毛了”。 德国融合教育曾被视作全球教育界的范本，它打破分流壁垒，让不同天赋、不同背景的孩子共享同一个课堂。但理想与现实之间，裂痕正在加深。2026年9月公布的PISA 2025结果显示，德国15岁学生在科学、阅读、数学三项上的得分，均为PISA项目启动以来的历史最低。 师资缺乏，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。李茜最终决定“临危受命”。于是，一个曾被判定为“问题学生”的人，一个正在反思自己“红舞鞋”式考学机制的人，就这样在异国被推到了一间全新的、矛盾最集中的教室里——以教育者的角色。 有赖于她的日记习惯，她在小镇学校的经历，最终汇集成书——《翻土的人：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》。 书中第一章里，李茜写道：“在德国，报纸上很少有好消息，教育版更甚。” 《翻土的人》 李茜 著 进入德国小镇中学 德国小镇文理中学里，有母语不是德语的移民孩子，有带着PTSD的难民孩子，有自闭症儿童，也有本地精英家庭的孩子。他们之间的家庭收入、身体状况、国籍、语言、宗教信仰，都完全不一样。 “不想学的、不能学的、想学好的，同在一间教室里，结果谁都学不好。跟我想象的贵族精英学校，相去甚远。”这是德国课堂给李茜带来的第一反应——困惑。 课间操空空如也的教室/受访者供图 曾经，她的整个小学六年，班主任对她最常说的话是“你是这个班里的老鼠屎，坏了一锅汤”。她被罚站，没有人跟她玩。“我当时都不痛苦，”她说，“因为你长期被排斥，你没有朋友，其实人格形成会特别特别晚。” 但观摩德国中学的第一堂课，她发现班里2/3的学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不做作业、讲小话、走神，于是她一下课就追着任课老师问，哪些孩子需要特别帮扶。结果对方一脸震惊，“飞快逃离”。 她后来才知道，自己犯了一个“错误”：不要在有学生的地方讨论任何学生的问题。“他们不是板凳课桌。”保护每一个孩子的自尊，这是她给童年的自己补的第一课。 这种教育理念，与德国推行的融合教育一脉相承，其核心逻辑是优先保障弱者的受教育机会，不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隔离出去，让他们在普通课堂里和同龄人一起学，学校则通过差异化教学、个别辅导、师资配套来提供支持。 放学后李茜常与学生们树下聊天的银杏树/受访者供图 李茜所在的文理中学，是德国中学体系里的学术轨道，约四成的小学毕业生能够进入此类学校，只需要家长申请即可。中学的五年级、六年级是观察和试错期，老师不会轻易给学生打不及格，从七年级到十年级，才慢慢上强度，觉得不合适可以转去其他类型的中学，其他中学的学生也可以转进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检验自己的潜能和兴趣，从而决定继续走高考路线，还是转向职业教育。 李茜教的五年级有六个班，但到十年级一般只剩三个班，其余孩子都自愿转进了实科中学或者职业学校。学生主动选择转去职业教育，也不会有被淘汰的沮丧感。 李茜记得，有一个学生分数够了，还可以留在文理中学继续读一两年，但却非常开心地来跟她告别，说觉得自己更适合去读职业学校。 不过对于老师来说，面对不同孩子的教学任务则很痛苦，她把教师办公室称为“工蜂箱”，比起融合教育的美好理想，德国面临的是师资紧缺的现实，老师们只能在高薪和高强度工作中强撑。 上课时间倾巢而出的“工蜂箱”一角/受访者供图 别的老师代课，孩子们“稀里哗啦的，做什么的都有”，但李茜代课，必须所有学生确认当天的课堂任务，她会在噪声控制上